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享誉海内外的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故事让人魂牵梦绕，充满好奇。“其东则涌泉万斛，其西则伴月三星”“三星伴月堆，治西十五里”，清嘉庆《汉州志·形势志》和《山川志》有如此记载。

燕家院子出土的部分玉石器。图据三星堆博物馆

未曾想到的是，“三星伴月堆”百年之后竟然扬名天下。1927年，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燕姓村民在疏浚沟渠时挖出一批玉石器，这一消息很快传到成都，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卫聚贤等学者认为广汉月亮湾玉石器可能是先秦时代巴蜀文化的重要遗存。

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收藏的玉琮。图据三星堆博物馆

1934年，经当时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原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应邀在出土玉石器的月亮湾燕家院子旁进行了首次发掘，确认了遗物的原生地层，郭沫若给林名钧写信赞誉道“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祝你们取得更大的成绩”，一些学者据此提出了“广汉文化”“巴蜀文化”等学术观点。

不过，只靠一条探沟和少量出土遗物是不可能构建起遗址文化全貌的。研究之路算是开了个头，由此引发的巴蜀文化讨论却在不断发酵。

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持续开展研究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冯汉骥教授等专家的带领下，四川省文博机构曾多次组队在广汉月亮湾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在公开发表的简报里，月亮湾、中兴乡、马牧河、横梁子等地名耳熟能详。其中，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1963年在月亮湾地点的联合科学发掘收获最大，发现了房址、灰坑等遗迹，出土玉石器、陶器等较多遗物，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面貌逐渐清晰，确认了这是一处文化内涵丰富、文化堆积延续时间长、古蜀国时期的大型中心聚落。

1980年以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持续在三星堆遗址开展系统调查和科学发掘。图据三星堆博物馆

真正大规模、系统开展三星堆考古工作，始于1980年。当年5月开始，原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王有鹏研究员率队在三星堆进行考古发掘，大量遗迹、遗物现身，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其最大贡献是建立起了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分期。发掘者认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三星堆遗址古文化的基本面貌，它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他任何考古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建议将这种古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从此，燕家院子、月亮湾、三星堆等遗址统称为三星堆遗址，1984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兴致勃勃地说“我看这就是巴蜀文化的生长点”。

1986年，三星堆一醒惊天下。图据三星堆博物馆

天道酬勤，1986年7月至8月，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被考古工作者发现，大量青铜器、玉器、金器等珍贵文物出土，“一醒惊天下”。

1987年至2019年，考古工作者对城墙与城壕、仁胜村墓地、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等重要遗存进行了多次发掘，对三星堆古城范围、功能布局以及建造过程有了基本认识。

2019年秋，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区考古发掘重启，新发现的6个“器物坑”发掘出土青铜器、金器、玉器、牙雕等文物共计17000余件，包括青铜大面具、青铜神坛等重要文物，“再醒惊天下”。

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现场。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从三星堆遗址初次被发现到“再醒惊天下”，历经近百年的光阴。几代考古人薪火相传，留下无数平凡却令人感动的回忆，谱写了三星堆考古的世纪华章。